从医生到病人——医患共同体重心的转移

共同体的形成基于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这种认同从产生的一刻开始，其各参与方就建立了契约关系。常规意义的共同体只是以利益为纽带结合起来的社会群体，但医患共同体这个概念从出现开始，就被赋予了多重内涵：利益共同体、情感共同体、道德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医患关系一旦结成，双方就是共同体中的利益相关方；医患双方并非单纯的法律范畴内的契约关系，我们常说医者仁心，“仁”已超出法律范畴，属道德范畴，所以，医患共同体也是道德共同体；医者父母心，类似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又使医患双方结成了情感共同体；共同的目标——战胜病魔使医患关系深化了一层，即价值共同体。

医患之间的互动关系让我想到了天体力学中的双子星系：两颗质量非常相近的星体，由于其万有引力十分接近，所以彼此吸引并围绕对方稳定旋转。双星中任何一颗的微小变动或者外力的干扰都会打破整个星系的平衡。医患共同体也是如此——医患双方等重共存，且其关系的稳定有赖于双方按既定轨道惯常运行。在双子星系中，较亮的一颗被称为主星，较暗的一颗被称为伴星。在传统的医患共同体中，医生扮演的就是主星的角色，病人则理所当然地成了伴星。在普罗大众形成的社会认同中，医生掌握着专业话语权和解释权，因为治疗疾患的需求，使病人在传统的医患关系里无形中比医生矮半截。在这种思维和话语空间里呆久了，医生也会接受这套思路而形成一种高病患一等的优越感。

但事物往往是一体两面的，正如《道德经》所说：“万物负阴而抱阳。”世事有阴阳两面，换个思考维度来审视医患关系，那么，医生的生存及价值体现正是基于病人的需求，既然如此，医生又何来优越感可言呢？其实，医患关系紧张，除了体制因素，这种不可理喻的优越感也未尝不是始作俑者。

  医患关系一直是社会难题，其中固然有体制因素，十九大一直强调的医疗改革便是明证。在十九大的各项议题中，医疗改革被摆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体现了对公民健康的现实关怀。但医院、医生作为医患共同体的参与者，能否避免“明照万里，不能照眉睫”，不是只盯着体制的短板不放，而主动从自身寻找原因，把医患共同体这个双子星系的主星进行一下“乾坤大挪移”？说来也简单，医务工作者要有同理心，即能站在患者角度思考问题。但多年形成的职业习惯已经成为思维惯性，骤然改换思路未免有些措手不及。

无论是体制的改革还是思路的革新，内驱力若有不足，便需借助外力。因此，医院有义务承担医务工作者改换思路的部分时间压力，承担的方式便是相应制度的出台。所谓“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藏阜康医院为了能够把医患共同体的重心由医生转到病人，完成双子星系的这次“乾坤大挪移”，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举措，把医生的切身利益与其服务态度及职业操守捆绑。

首先，免除病人的挂号费。阜康医院对挂号实施零收费，医院每年失去一份可观的收益，但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病人的经济压力。其次，把医院的八项禁令纳入绩效考核。八项禁令中，与医务工作者服务态度直接挂钩的有五条，另有三条也是间接相关。这样，就能督促医务人员保持对病人良好的服务态度，严格保持其职业操守。再次，在某些科室实施末位淘汰制改革试点。按八项禁令对医务人员的工作成绩实施量化管理，并制定排名标准，定期考核中，对排名末位的人员进行果断的淘汰。并且，开通病人监督举报渠道，由病人对医生的服务态度进行反馈。在这一系列制度督促下，有的科室已主动行动，积极与病患交流，并鼓励病人建立病友沟通渠道，及时交流医院资讯。

改革的步子一旦启动就不可能停下，经过制度的革新，阜康医院医患共同体的重心天平已开始由医生向病人倾斜。积极启动这次重心的转移，正是为了阜康事业的重心岿然不动。